我开的旗袍店的位置不算太好，坐落在嘉定区一条大马路靠左的一条街道里，店门前的街道大概只有几米来宽，对面水果摊小区大妈粗着嗓子和商贩讨价还价的声音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即使不买水果，对其行情的了解就好像自己的兼职就是水果商似的。旗袍店的左边是一家开了很多年的书店，卖的不是时下流行的言情玄幻，而是对一些旧书收售，也算是一个书本古董店了，所以平时也没什么人光顾，偶尔见带着眼镜的几个貌似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进出，往往他们从书店出来后，嘴里喃喃自语，也不知道在嘀咕什么；还有就是装扮前卫摩登的女郎路过总忍不住驻足一会儿，因为书店的橱窗是一块大镜子，她们流连的时候还可以利用那镜子描一下眉什么的，也算是一道风景。
这样的地段，这样的环境，既不?合开旗袍这么典雅的服装店，也不适合隔壁的古书店，但我们两家的店主却都选了这位置。有什么办法？谁让这城市的房价到处都高得吓人，本来就生意冷清的行当，真选了地段好的地方只怕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只能自我安慰称是市井中的一枝独秀。
旗袍店的门前还有两棵大榕树，也许是年代久远的原因吧，这两树盘根错节的，两个人也环抱不了树干。奇怪的是，树长的高了，从下往上看，顶上好像两树的叶子都长在了一起，远远看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一棵树的茂盛。
街上的行人一向都不多，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上下班高时候一下子车水马龙，送孩子接孩子的、买菜打酱油的、风尘仆仆往公司或是家里赶的……一到晚上八点以后整条街就出奇的冷清，连出租车都鲜见。因为人烟稀少，所以更觉得静得出奇，一阵风吹过，那风声伴着老树一起摇曳，簌簌作响，总让人从心里掠起丝丝冷意。
来我旗袍店定做旗袍的女人，大都爱在晚上来，旗袍的价格并不便宜，能长久光顾的客人，大多都有些家底，时间好像都少得比一个A罩杯的MM挤乳沟都难似的，好多都提前电话预约，然后过来量尺寸样式。一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件旗袍都尽可能做到完美，哪怕主顾的身材尺寸都有记录，但每次别人订新的，我都会要求她们再来量一次；二是旗袍确实比较挑剔，不像别的衣服大一寸小一寸也许都没有关系，说得苛刻些，一个细节上的误差真的有可能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忙活完，营业到凌晨也是家常便事了。
店里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小到打扫卫生大到做旗袍，都是我一个人在扑上忙下的，日子长了，也觉得机械得很。不过这年头，一个女孩子又能去干什么活，除了对旗袍有点遗传的认知外，我想我也别无所长了。
至于遗传的因素，主要是说我祖父。祖父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专门为上流社会贵妇名媛剪裁旗袍的好手，即使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上海也有她奢靡的一面。他成名极早，年纪轻轻就被人称为神袍李，能在称讳里加上一个“神”字，他的技术可想而知。据说有人请他做旗袍，他只要看那女子一眼，就可以在一顿饭的工夫毫厘不差地画出那女子的身型以及尺寸的构图，再下来，再快速地设计出样式，剪裁好一袭完整的旗袍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所以，那时候在上海，我祖父做旗袍的工价是最高的。
几十年的动荡到后来的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全民致富奔小康。什么都已走样变迁，祖父的名声虽不及以前那么响亮，却一直隐隐约约流传着，生意再冷清也足够全家人的温饱，所以，父亲和大多同龄人比起来，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了，不愁吃喝，身家清白。
印象中的祖父慈祥，言语不多。或者说我们家的人都较喜静，祖父，祖母，母亲，我。三代人的饭桌，静得出奇。因为不喜欢热闹，家里很少有客人。
其实祖父也有让人觉得很热情的一面——做旗袍时的专注，那已到了浑然忘我的地步。其实到改革开放以后，旗袍的生意已呈日落西山之势，通常接的单大多都是一些酒家或影楼需要，款式单一无需多大的新意。而祖父还一如既往地忙，每天除了吃喝拉撒以外的空闲时间，都在阁楼的小窗前，戴着老花镜忙碌不停地做旗袍，窗边的几个大立柜里满满当当的全是他闲暇时做出来但又从来不卖出去的旗袍。
母亲走后，我一直以为我与祖父母会这样一直安静到老。但奇怪的是祖父在有一天晚上，一声不响地扔下了我跟祖母二人，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杳无音讯。
每当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感觉到莫名的烦躁，那些童年里破碎却清晰的记忆，如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不断地回放，一再拨动你想要平息的心潮。记忆就是这么奇怪和执拗，越是想要忘记的越是清晰，所以总抑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他，眼前最常浮现相片里祖父的模样，慈祥平和，嘴角永远对你挂着一丝宽容大度若有若无的笑意。
